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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是中国文化的根

书法是汉字的书写，汉字是书法的载体。汉字，承载着文明的曙光，从远古走来。它穿越了一个又一个朝代，穿越了漫漫长夜，走到了我们面前。汉字五千年了，它依然年轻，在当今世界，独树一帜。汉字，是华夏文明的原始***，也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根。

汉字起源于物象，“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象形会意形声而成字，日月山水，花鸟鱼虫，莫不如此。汉字发展的路径，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特征，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与中国历史的面貌。

书写，是汉字的艺术实践过程，是人的审美意识对象化到汉字之中、使汉字结构不断完善的过程。汉字之所以是现在的形态，是前人千百年的书写实践而成，集中体现了汉字的结构美学与书写规律：横平竖直，点画呼应，上下包容，左右礼让，以形成中正平和之体，就像人要端庄、树要挺拔一样，每个字都是***不倚的自我平衡体，堂堂正正，大大方方，不亢不卑，亭亭玉立。可见，谐调性、整体性、稳定性，是汉字的美学原则。谐调性是，只有谐调才能实现整体性与稳定性。

人们天天面对汉字，为什么百看不厌？就因为汉字造型美观，结体和谐，赏心悦目，散发着美的气息。所谓书法，就是书写汉字的***与法度。书法成为艺术，恰恰是在汉字的“书写”过程中逐渐自觉形成的。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不仅传达着个人的才情气质，也承载着时代的精神气象。被后人广泛而长期推崇的书法家，莫过于王羲之了。王羲之的行书，形质坚毅，书法数字化教室，神采俊朗，洒脱飘逸，行云流水，骨气与逸气并生，法度与风度共存。1700年过去了，后人依然难以望其项背。这是王羲之个人的学养气质与书法造诣所致，当然，更与那个时代相关。因为那是一个精神解放、人格***、文化自觉的时代。魏晋时期，名教溃烂、政治动荡、豪强，士人不再倾心仕途，反而有意疏离，“越名教而任自然”，寄情山水，追求不拘礼节的闲适与放达。“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摆脱了名教束缚，士人狷介，清高去俗，“竹林七贤”是也！所谓“魏晋风度”，就是以老庄为本的玄学与佛学相汇而形成的“与道逍遥”的精神风度，淡泊世俗名利，寻求精神人格的自在真实，“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当时盛行的“人物品藻”，就是自然之“人”的自觉，也是以人为本的审美自觉，从人的音容笑貌、筋骨气色、举止风姿看人的禀赋气质，探求人的形神之美，以至于一系列艺术美学概念由此而生，诸如形神、气韵、风骨等等。所谓“风骨”，就是不傍不倚、不趋不鹜的***与自由。这是魏晋时期的精神风尚，汉字结体与书法艺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南朝梁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什么风气？清爽洒脱之风也！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当时的名流雅士聚于兰亭，曲水流觞，吟诗作赋，一觞一咏，畅叙幽情，这是何等的雅兴！王羲之为这次诗集作序，酒意微醺，一挥而就，《兰亭序》竟成千古绝笔。《兰亭序》真迹不知所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兰亭序》是他人的临本、摹本或刻本，难免顾盼做作，不见“爽爽”之风。《兰亭序》消失了，《圣教序》为后人集字而成，多少为我们留住了王羲之行书的神韵：率意而为，爽朗通脱，点画之间，流溢着那个时代的精神风度。

魏晋南北朝是我国古代书法理论的成熟期。这一时期，书法艺术非常兴盛，出现了一大批书法名家。书法艺术的发展也带动了书法理论的研究。西晋时，出现了一批以自然界中千 姿百态的物象、动态来描绘、比喻各种书体形态美的理论著作，如成公绥的《隶书体》、卫恒的《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状》、刘劭的《飞白势》、杨泉的《草书赋》等，表现出一种“尚象”的审美趋向。东晋时，书家已不满足于对书法外在形态的描述，而开始探求用 笔、结体和章法技巧的规律，并注意研究人的主观意志与书法的关系。如世传卫夫人的《笔阵图》、王羲之的《题卫夫人笔阵图后》、《书论》、《笔势论》、《用笔赋》、《记白云先生书诀》等，都是这方面的重要书论。至南北朝时，受时风的影响，开始重视对各个 书家的评论。这方面有影响的著作有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虞和的《论书表》、庾肩吾的《书品》等。尤其是王僧虏的《书赋》、《论书》、《笔意赞》等书论，着意探求书法创作的过程和特征，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