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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

质细：选墨首重质地细致，则所谓制煤时所得煤灰粗细得中，无白灰夹杂其间，胶亦可均匀，两者完全融合，故质地精纯，上砚自然无声。这点只须磨了自然知晓，智能书法教学系统安装，用看的并不完全明白。

胶轻：指含胶不宜过重，过重则黏性多而滞笔，过轻又质地而无光彩。“凡煤一斤，古法用胶二斤”。此即为煤、胶的“黄金比”，所谓“对胶”。胶轻或太重皆不好，但选择之法，须待书写后才能知道，如果墨虽浓而不黏稠，又容易施笔，就是好的了。也有另一种以轻重判别的方法，胶多则轻，胶含量适中的话就没有畸轻畸重的感觉。

质坚：指墨之质地坚硬，浸水不易化，李廷珪墨的“能削木”就是如此。如果在制墨过程中胶与煤的比例论当，擣的次数也足以使之充分融合到不可分离的程度，质地自然细而坚硬了。

墨色黑而亮：墨的黑是因为煤，过多会黑而无光；亮则因为胶，过多则光而不黑，制墨之难，难于煤与胶之调配，所谓“对胶法”，两者名半，则乌黑有光泽，就像用了海伦仙度丝一样...至于黑不黑亮不亮，就像看人头发发质还不好一样，只有用眼睛去看啦。

墨味香而轻：墨以有恶臭的煤，易腐烂的动物胶为主要原料，所以需要加点香料，如龙麝等，一来可以散发宜人清香，上海智能书法教学系统，而来可以防腐，但是含量也需要适中，太多会降低煤与胶之成份，太少又不能达到***，皆非善类也。

书法，作为一种艺术，不仅传达着个人的才情气质，智能书法教学系统价钱，也承载着时代的精神气象。被后人广泛而长期推崇的书法家，莫过于王羲之了。王羲之的行书，形质坚毅，神采俊朗，洒脱飘逸，行云流水，骨气与逸气并生，法度与风度共存。1700年过去了，后人依然难以望其项背。这是王羲之个人的学养气质与书法造诣所致，当然，更与那个时代相关。因为那是一个精神解放、人格***、文化自觉的时代。魏晋时期，名教溃烂、政治动荡、豪强，士人不再倾心仕途，反而有意疏离，“越名教而任自然”，寄情山水，追求不拘礼节的闲适与放达。“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摆脱了名教束缚，士人狷介，清高去俗，“竹林七贤”是也！所谓“魏晋风度”，就是以老庄为本的玄学与佛学相汇而形成的“与道逍遥”的精神风度，淡泊世俗名利，寻求精神人格的自在真实，“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当时盛行的“人物品藻”，就是自然之“人”的自觉，也是以人为本的审美自觉，从人的音容笑貌、筋骨气色、举止风姿看人的禀赋气质，探求人的形神之美，以至于一系列艺术美学概念由此而生，诸如形神、气韵、风骨等等。所谓“风骨”，就是不傍不倚、不趋不鹜的***与自由。这是魏晋时期的精神风尚，汉字结体与书法艺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南朝梁袁昂在《古今书评》中说：“王右军书如谢家子弟，纵复不端正者，爽爽有一种风气。”什么风气？清爽洒脱之风也！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当时的名流雅士聚于兰亭，曲水流觞，吟诗作赋，一觞一咏，畅叙幽情，这是何等的雅兴！王羲之为这次诗集作序，酒意微醺，一挥而就，《兰亭序》竟成千古绝笔。《兰亭序》真迹不知所终。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兰亭序》是他人的临本、摹本或刻本，难免顾盼做作，不见“爽爽”之风。《兰亭序》消失了，《圣教序》为后人集字而成，多少为我们留住了王羲之行书的神韵：率意而为，爽朗通脱，点画之间，流溢着那个时代的精神风度。

时间来到了唐代，唐太宗李世民迷于王羲之的书法。但是，技法易学，风骨难追，况且，时代变了，产生王书的精神气候不再，那种“与道逍遥”的隐逸高蹈已随风而去。唐代有唐代的使命。唐代的社会气象与精神气度推动着唐人绕过王羲之而另辟蹊径，书法的新天地与新境界。是的，唐人在书法上的贡献是以楷书和草书为代表。楷书和草书，唐人不让古人，直达。看颜真卿的楷书，巍巍乎，磅礴伟岸，高山仰止，一个个字，犹如一尊尊佛，雍容宽博，丰腴饱满，胸襟气度，自信从容。如果说初唐时期的楷书，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书家为代表，承续了二王以来的隽永书风，智能书法教学系统售价，那么，经过盛唐，南北融合，国势强盛，时代气象投射到文化之中，苍劲与粗犷之气化入楷书，书风大变，出现了李邕、颜真卿、柳公权等书家，笔画中潜在着一种无形的力量。至此，可以说，唐人似乎穷尽了楷书的结体法度与风格形态。千百年来，欧体字与颜体字，分别代表了内擫遒劲与外拓雄放的高度，成为楷书的标本，后人难以企及。张旭与怀素，一反长期以来人们对“二王”亦步亦趋的拘泥，推开细腻古雅的清韵，倾一腔之热血，笔墨似从天上来，纵笔千里不复回。草书，直接变成了个人情感的抒发，墨随心舞，笔共意扬，挥毫起风云，落墨泣，直把草书推到了“狂草”境地。苏轼在《东坡题跋》中说，“故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书至于颜鲁公，画至于吴道子，而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苏轼的浩叹，可见唐代所达到的文化高度。实际上，这高度正是唐代的文化气量和精神气度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