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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隋炀帝的历史形象问题，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学者们几乎一致给予了评价，确立了其暴君的历史形象。直到1959年，万绳楠发表《论隋炀帝》（《史学月刊》1959年第九期）提出异议，认为炀帝功大于过，是一个很有才能和气魄的政治家、军事家与文学家。此文一出，便引发了学界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在八十年代之前，以否定万先生的看法为主流；八十到九十年代之间，支持者渐多。九十年代以后，学者们的意见基本达成一致，承认炀帝有一定的历史功绩，而他的历史形象，是贞观君臣有意黑的结果，目的是为新建立的唐王朝提供反面教材，咸阳民办学校电话，加以镜鉴（参袁刚《隋炀帝传》，人民出版社，2001年）。不过，值得注意的学者与持“暴君论”的学者，所依据的主要史料都是《隋书》。贞观君臣，为何还能从中抉出炀帝的历史功绩呢？显然以史臣删削史料未净是解释不通的。笔者对此问题有些不成熟的思考，抛砖引玉以求教于方家。

所在州县，以礼发遣”，七月再次重申，“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礼部侍郎许善心，便奏荐儒者徐文远为国子博士，包恺、陆德明、褚徽、鲁世达之辈并加品秩，授为学官。此后又多次下诏，咸阳民办学校招生，征召儒士为官，当属被世人称为“二刘”的刘焯、刘炫，“二人学通南北，博极古今”，焯“数穷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钩深致远，咸阳民办学校，源流不测，数百年来，斯人而已”，咸阳民办学校排名，炫“学实通儒，才堪成务，九流、七略，无不该览。虽探赜索隐，不逮于焯，裁成义说，文雅过之”。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现代汉语走向成熟，不仅出现了叶圣陶、老舍、朱自清、沈从文等本土气息浓厚且文气清新的作家作品，现代汉语的理性认识也在成熟。王力、吕叔湘等学贯中西的大家的力作《中国现代语法》、《中国文法要略》，摆脱了西方学术窠臼，建立起植根于汉语实际的具有现代学术价值的自身语法体系。这种良好传统一直延续到50年代初期的语言教学和文学创作中。不久，来自苏联的学术理念渗入，冲击了我国文化教育界自40年代形成的自身传统。中学教育仿照苏联分设“俄语”和“文学”的做法，也分别开设了“汉语”和“文学”两门***的课程，又为了教学语法体系的统一，开展了汉语的词类问题、汉语的主宾语问题和单句复句问题大讨论。这三个命题也深深映射着俄语语法观念的影响。其实，王力、吕叔湘等中国学者早已认识到汉语语法中词类问题并不重要，因为汉语不像俄语那样有着丰富的词形变化；也早已清醒地指出汉语句法中主宾语问题不可能像西方语言那样做强制性规定，汉语语篇的***也不必依照西方语言的单句、复句观念做形式区分。遗憾的是这些真知灼见并没有征服时势，如同新文化运动初期对西欧语***范的过度向往一样，这一时期对苏俄语法传统的效仿再次给汉语语法的理性认识造成不必要的损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