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研究，铜鼓的年代晚到清代中晚期，也就是说，我国民间铸造铜鼓活动在清代以后就己经停止，铸造技术也随之失传。1982年，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云南省博物馆与北京钢铁学院冶金史研究室（今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合作，对八大类型92面铜鼓取样，分别采用原子吸收光谱分析和金相检验的方法，对这些铜鼓的合金成分及金属材质进行分析。同时对每面铜鼓的体形大小、器壁厚薄、鼓高与鼓身大径的比值等进行确的测量。①他们分析、测量的数据公布之后，被研究这一领域的许多学者所采用。同时，一些学者根据古代铜鼓在铸造时在铜鼓表面遗留的痕迹，分析了铸造工艺，认为制范面的泥料是经过研磨、筛选或淘洗的细泥配制成的；大多数铜鼓暴露有芯垫．冷水冲型、北流型、灵山型等采用方形芯垫；冷水冲型、北流型和灵山型鼓的绝大多数，鼓身两侧各有一条合范缝；北流型、灵山型．大多数冷水冲型浇口设在鼓侧的范缝上，缝隙式浇注，使青铜台金熔液沿着铸型自下而上通过缝隙浇口由两面注人型腔，液流乎稳，充填迅速；根据对铜鼓镶嵌痕迹的分析，可知铜鼓的立体蛙饰和其他饰物以及一部分鼓耳应是失蜡法铸造的。这些装饰与鼓身的结合，应是用多块范组台的浑铸法，使它铸接到鼓体上去的。原始的冶铜术为古代冶金技术奠定了基础，冶金技术的发展又为运用青铜制造生活用具、生产工具提供了条件。
铜鼓制作工艺考究，用以铜为主要成分的铜、锡、铝合金等铸造。面、胸、腰、足、耳五部分浑然一体。鼓身上段为胸，中段是腰，下段是足，腰间有两对鼓耳。铜鼓大小、轻重不一，鼓面多铸有太阳纹、翎眼纹、云纹、乳钉纹、栉纹、游旗纹等纹饰。按照名史家黄现璠所撰《铜鼓及其花纹的新探索》一文中所言,铜鼓的花纹，壮族人民从事农业生产中，对于阴阳雨雪的变化，知道与太阳有密切关系，但不了解这种自然现象的发生原因，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我国古代诗人一再把铜鼓赛江神的奇异民族风情载入他们的诗篇，唐朝诗人许浑在《送南客归有怀》中吟道：“绿水暖青菇，湘潭万里春。对太阳极为崇拜，壮族民间传说中还有“太阳与月亮的传说”。解放前有的壮乡还挂着“日月牌”。故鼓面正中必画以太阳，反映了农业生产必需阳光
据《兴文县志》记载，明王朝的万历年间了川南行悬棺葬的民族--都掌蛮以后，获“铜鼓九十三面”，都掌人首顾阿大泣日： “鼓声宏者为上，可易千牛，次者七八百，得鼓二三，便可僭号称王，鼓山颠，群蛮毕集，今已矣。鼓失而蛮运终矣。”《太平寰宇记》载北宋时期居住两广一带的少数民族“俚僚贵铜鼓，以高大唯贵。种类繁多，仿古铜器，青铜器，铜香炉，铜鼎，风水瑞兽，铜佛像，密宗佛像，景泰蓝佛像、香炉，镏金佛，动物雕像，人物雕像，城市雕塑，园林雕塑等。……鸣此鼓集众，到者如之。有是鼓者，极为豪雄。
铸铜铜鼓雕塑生产厂有的有丰富的共存，有的有明显的年代标识，为铜鼓的断代提供了可靠的标尺。（二）、矢蜡法，其工序是：1、做芯范先做一木模型鼓为底衬，敷以粗细两层泥料，用刮板做成芯范。如1977午在田东县祥周锅盖岭出土一面残铜鼓，伴出有铜剑、铜戈、铜矛、铜斧等青铜器，其铜戈、铜矛、铜剑都有明显时代特征，可以推定这些器物同出于一座战国时代墓，因而也就确定这面铜鼓制作的时代为战国晚期。1976年秋在贵县罗泊湾一座大型土坑木椁墓出土完整的铜鼓两面和已改制成三足铜案的铜鼓一面。这三面铜鼓都属石寨山型，共存的一千余件，经过分析比较，确定这座墓的时代屑西汉初期，三面铜鼓当然也就是西汉前期或更早一些时候制作的了。1972年在西林县普驮粮站出土四面铜鼓，同时伴出青铜器、玉石器四百多件，通过对比研究，确定它们属西汉前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