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是个庞大的垃圾产出国，且仍保持着8％~10％的年增长率。如今，*** 2/3 以上的城市深陷“垃圾围城”困境，很多城市已无处填埋。虽然我国从 2000 年开始先后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杭州、南京、厦门和桂林 8 座城市试行生活垃圾的源头分类工作，但是至今没有一座城市取得理想的效果。统计显示，即使是早试行垃圾分类的北京市，分类投放正确率仅为 16.92％~34．56％。事实上，垃圾分类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垃圾回收率受到多种因素影响，既有宏观层面的政策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也有微观层面的居民个体因素，如价值观、对垃圾分类知识的知晓度]等。然而，国内文献在该领域的研究乏善可陈，既缺乏理论架构，也缺乏大样本的实证研究。
宣传教育政策 （Promotion and Education Poli cies）：当前我国地方***在引导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政策选择上尚无***类和税费类政策，深入社区的宣传教育成为的政策手段。就实施效果来看，***对于分类信息的传递以及与此相关的社区宣传教育活动的***和开展可以有效提升居民对于垃圾分类知识的知晓度，并左右其终行为的选择。相较于经济激励政策，宣传教育政策虽然短期内收效甚微，但是有着其他政策无法比拟的高持续性。由此有假设 1a：垃圾分类的宣传教育活动对于居民的分类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宣传教育的实施力度越强，居民垃圾分类的参与程度往往越高。
经济激励政策 （Economic Incentive Policies）：该政策在我国尚未普及，仅在数社区中推行。典型做法就是居民通过参与垃圾分类获得一定的积分（积分数取决于居民分类的实际情况），用这些积分可以在社区的商铺兑换少量的生活日用品，如牙膏、洗衣粉等。既往研究证明，必要的经济手段可以提升居民的分类水平，因此有假设 1b：垃圾分类的经济激励政策对于居民的分类行为具有正向影响，有利于促进居民垃圾分类参与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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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有文献应用不同***和地区的实证数据阐述了居民个体层面的主观价值取向等多种因素对其实际分类行为的影响，概言之，这些个体层面的因素包括：价值感知（Perceived Value）：是影响居民垃圾分类行为的关键因子，指居民就其所感知的个体利益、社会利益、道德性等方面权衡后对特定行为效用的总体评价，其对于个体的分类态度和情感意识具有深刻的形塑作用。其中，个体利益可具体化为居民从分类行为中收获的经济利益和成就感，社会利益则包括居民对于保护环境和减少社会治污成本等方面的认知，而道德价值则反映了个体分类行为在利他主义上的道德意义。社会利益与个体利益的获取会诱发个体行为的发生，但两者往往“不可兼得”，即垃圾分类在增加居民不便利性的同时却有效地减少了社会成本，从而增加了社会整体利益，而双重利益的取舍势必会增加个体行为选择的不确定性。
同时，居民对垃圾分类的道德价值感知也会影响个体的实际行为倾向，如Kirakozian 等的研究发现，在以集体价值为核心取向的公共道德的约束下，居民往往会倾向于做出提高社会福利的行为选择，从而更加积极地参与日常垃圾分类。可见，居民对分类行为的价值感知越高，分类的态度就越积极，往往越有可能参与垃圾分类。因此有假设 2a：感知价值对分类行为具有正向的影响，居民对分类价值的感知程度越高，其分类参与程度也越高。
全民战"疫"期间,大家"宅"在家中,生活垃圾增量明显。同时,大量用过的口罩、一次性手套等也成为新的垃圾增量,废弃的口罩等防护用品该怎么扔?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危害到家庭和社会的健康安全。除了***部门实行多项举措之外,我们作为普通人,做好垃圾分类,就是理所当然的分内之事,也是帮助社会把有限的废物处理能力用在疫情防控的"刀刃"上,共同筑起牢固的抗疫防线。所以,有必要强调的是,做好垃圾分类和居家防疫一样,是疫情防控链条中不可忽视的重要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