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的垃圾分类与回收关乎城市的治理水平，也是当前我国“垃圾围城”困境的出路。然而，现有研究大多是以发达***或地区为研究对象，且基本上是国外文献，国内相关研究匮乏。本文针对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现状，重新建构更加系统的分析框架和理论模型，探讨影响我国城市垃圾分类的宏观政策层面和微观个体层面的各类因素。基于 HZ 市 JB 街道 7 个社区的大样本分析，一方面验证了分析框架的有效性，为实证分析严重不足的国内研究提供了文献上的补充；另一方面，识别了非正式回收系统，并论证了其在城市垃圾分类中的积极作用，完善了既有的理论模型，增强了模型对于发展中***的适用性。不仅在理论上有所创新，而且相关结论与建议对面临垃圾分类与回收困境的地方***亦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垃圾分类这些研究或基于家庭层面的个体研究，或基于社区或者地区层面的数据分析探讨了各类因素的影响方向和程度。并且，国外研究者在垃圾分类方上更加丰富，既有截面数据模型，如 Kirakozian 基于法国某地区的 694 个居民数据，应用 Probit 模型检验六大类公共因子作用于分类行为的显著程度，也有面板数据（Panel Data Model）模型，且引入面板数据模型的研究近年来有增多趋势，如 Starr和 Nicolson 基于 13 年跟踪调研所获得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不同政策的累计效应，Pakpour 等在研究伊朗 Qazvin 市生活垃圾分类影响因素时也应用了时间序列模型。在回归模型中，层次回归模型（Hierarchical Regression Model）的应用较为普遍，其他模型也有不同程度的应用，如 Crociata 在研究文化与垃圾分类行为之间的关系时，由于因变量是二元变量，在研究中采用了 Probit 回归模型。也有相当多的文献采用了结构方程，如 Wan 等鉴于仅仅获得 246 户较小居民样本的事实，以 PLS－SEM（Partial Least Squares－SEM）作为数据处理工具，分析了垃圾分类的政策性因素。
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任务，将其变成自觉行动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各方大力支持，积极配合。比如，做好对广大市民的思想宣传工作，形***人知晓垃圾分类、人人参与垃圾分类的局面。多年前的一部情景喜剧《闲人马大姐》，便讲到了女主人公马大姐向社区居民宣传垃圾分类的故事。或许，现实中就需要多一些像马大姐这样关心垃圾分类、热心宣传垃圾分类的社区好干部。
而做好现场督查，则是推进垃圾分类工作的又一个有效手段。通过督查，可以进一步提高有关各方的责任心，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北京市城市管理委近日牵头开展的现场督导检查，共梳理出 9 类问题，包括桶站设置不规范；垃圾桶不洁、标识损坏，标识更新不到 位；厨余垃圾分类质量差；指导员不足等。这些问题，并非工作中不能避免，只是没有引起足够重视而已。通过现场督查，有助于提高有关各方的认识，避免类似现象再发生。
可以借鉴美国一些城市的做法，在收取垃圾费时，按照垃圾量的多少和是否主动进行垃圾分类有区别对待。对垃圾量较少、主动进行垃圾分类的居民收取较低的垃圾费用，相反，则收取较高的垃圾费用。通过经济利益直接调节公众的垃圾丢放行为，促进大家自觉进行垃圾分类。对于建筑垃圾的处理方式也可借鉴美国旧金山的做法，房产商开建项目前，需要与环保部门签订环保责任书，并预先在环保部门缴纳一笔押金，房产商须按规定的方式处理完建筑垃圾后才退还押金。
借鉴日本和比利时的方法，对于不同性质的垃圾按照不同的时间到小区收集，过时则拒收; 可以在一些小区试点要求居民自行对垃圾进行分类，将不同的垃圾分装进不同颜色的垃圾袋中，否则垃圾清运工也有权拒收。从目前来看，要一步到位使居民自行分类还不现实。***应该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做大量耐心细致的工作。加大对垃圾分类有关设施的投入，更新垃圾箱的设置，按不同性质垃圾进行分类设置醒目标识，如采取图示的方法，有助于一些环保意识较强的市民自行分类处理。同时，对于环保意识不够的居民也是一种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