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图)-司母戊铜鼎-文昌铜鼎

铜鼎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器之一。这件鼎为商代后期制品，司母戊铜鼎，至今器底仍保存有烟复。整体装饰繁杂、精细，圆润的鼎身配以圆涡纹、风鸟纹、蝉纹等纹样，造型和装饰协调自然，堪称商代铜鼎中的佳作。合金成分和铸造技术 商代铜器的主要金属成分是铜、锡和铅，从测定结果看，各个时期的不同器物在合金比例上并不一致。商代早期的一件铜爵经测定含铜92％，锡7％，而另一件锛则含铜98％，锡只有1％。盘龙城出土的商代中期铜礼器中，有的含铜81～88％，锡5～8％，铅1～6％；有的含铜71％，而铅则高达21～24％。安阳殷墟西区出土的40多件标本，无论是礼器或***，都有铜、铜锡、铜铅、铜锡铅等4种情形，不过，就礼器而言，似乎年代愈晚，以铅替锡的趋势愈明显。在铜器铸造方面，由于在郑州和安阳都发现有商代中期和晚期的铸铜遗址，而且铜器本身也保存有某些铸造痕迹，因此，可以对当时的铸造工艺作出一定的判断。商代铜器均采用合范方法铸造，范的多少则视器形而定。商代早期的铜爵是由2块腹范、1块□范、1块底范和1块芯座合范浇铸的，而商代晚期的铜爵则需用16块外范。商代中期除能够铸造大型器物外，已能用分铸的方法，将一些器物的附件预先铸好，再和主件铸接在一起，例如卣的提梁就是另行铸造的。商代晚期铸造技术有更进一步的发展，如司母戊方鼎的鼎身和四足是整体铸造的，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后再在其上安模、翻范、浇铸而成，根据其体积和重量估计，所需金属料当在1000公斤以上，冶铸时必须有较大的熔铜炉，且有可能采用经地槽流注的方法进行浇铸。商代晚期还发展了铜镶玉的技术，例如妇好墓出土的玉援铜戈即是将玉戈援纳入铜内的陶范中铸成。藁城等地发现的铁刃铜钺也是采用这种技术铸成的。铭文 商代早期和中期的铜器上至今未见铭文。大概到商代晚期的第二期，铜器上才出现铭文。较早的铭文只有很少几个字，大都是族徽图像、人名或父祖名，如妇好之类。商代末年始有较长的铭文，***长有三、四十字的，内容大抵是因受赏而为父辈作器。安阳后冈祭祀坑出土的戍嗣子鼎有铭文30字，是科学发掘以来所获商代铜器中铭文***长者。传出山东梁山的小臣□犀尊，有铭文27字，内容记帝辛十五年，王来征人方，赐小臣贝，关系到商代末年与人方间的***。传世的有铭文37字，记帝辛二十年十一月戊辰，祭祀先王武乙之配妣戊，受师之赏而为其父作器。这些有明确纪年的铜器在商代铜器的编年研究上是很重要

鼎范发现于一处工棚内，出土时倒扣在地下，虽然仅残存了鼎口的一半，但鼎口的长度完整保存下来，宽度也可依此作出合理推测。据观察，该鼎范为使用过后的残迹。现场测量表明，其成品铜鼎的口部长度为117厘米，宽度不会小于80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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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出司母戊鼎的墓室体积在商代墓葬中显然不能算是特大型墓葬。因此有理由推测，体积比84M260更大的商王陵大墓，有可能使用比司母戊鼎体积更大、重量更重的青铜器随葬。只是由于殷墟所有的王陵大墓在历史都曾经被盗掘，或许随葬的青铜器早已被人从地下掘出、遗失或重新熔化，铸造为其他青铜器了。与孝民屯铸铜作坊发现的青铜器圆形陶内范相比，司母戊鼎的尺寸显然要逊色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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