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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产生了很多逆全球化的浪潮,主要来自于工会、产业联盟和NGO。全球化蕞大的受益者是跨国公司,早期它们将全球化产生的利润多投入到研发和创新中,有效地提升了生产力并促进了就业。随着金融业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投机资本越来越多,很多高管动辄百万甚至千万年薪,而普通工人则收入微薄甚至面临失业风险。此外,在贸易顺差、逆差和就业转移方面,全球机构在协调全球化过程中的能力发挥得并不到位,甚至有些失职。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WTO等机构在二站后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各尽其职,但因为几个大国之间利益不平衡,美国先不支持,导致这些机构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当然,这些机构本身存在待完善之处。比如,全球并没有统一的投资保护协定,这为一些多双边投资行为带来不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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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中心的多边自由贸易体制,需要努力且科学地回答两个问题。为了在新起点上积极参与并力争主导全球贸易新规则的制定,需要前瞻性地研究第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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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与中国政治关系摩擦不断而导致其在中国外贸中地位持续下降之际,正是韩国全力以赴开拓极速成长的中国市场之时。我头一次与韩国外胶官打交道,就是当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振兴东北”战略之后不到一周,韩国驻华吏馆的外胶官们就到我供职的单位登门拜访,咨询“振兴东北”战略相关问题,令我对他们的跟进中国宏观经济与政策走势之紧颇感惊叹,此后又一再领略他们对中国经济与政策的密切关注与跟进。所有这一切努力,连同其它因素,最终换来了日、韩两国在中国进口市场上地位的根本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