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主体不明确，白送也没人要意外的是，地方财政不愿掏钱，并不是AED生产商的事情。 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贺滨告诉健识局，2000年前后，他曾帮广东某企业联系一个大城市的地铁公司，想捐一千台AED。但地铁方的答复是太麻烦，不考虑，后来这事就黄了。 白送的AED都没人要，这才是行业大的尴尬。 急救贾大成也一直在屡败屡劝。近10年来，几乎每一年都有乘客在北京地铁猝死的新闻出现，贾大成多次呼吁地铁要配备AED，“地铁方拒绝社会无偿捐赠的AED，实际上是让地铁里所有需要急救的乘客承担后果。” 地铁这样的公共服务运营商拒绝免费的AED，大的原因是责任主体不明确。这是AED普及难的第二个原因。
谁布置谁负责，谁会愿意？大城市职场压力大，猝死风险发生概率高，AED的普及相对容易一些。 2017年，深圳逐渐开始在密集的区域配备AED，至今总配备量超过了14000台。这些AED中一半由市急救中心采购，另一些则来自于企业捐赠等形式。 深圳计划未来10年内达到每10万人配置300台AED的目标，这已经接近美国当前水平。 国内AED供应商迈瑞***总部就在深圳。社科院研究员贺滨认为：深圳毗邻香港，河对岸的急救观念也影响着深圳的公共设施布局。 2019年，北京地铁大部分还没有配上AED时，清华大学校园内就安装了1979级校友徐航赠送的341台AED，徐航是迈瑞***的创始人。 清华大学校内现有教职工和学生共计73000余人，也就是说，在清华校园内这片区域，每10万人配置了465台AED，这已经大大超过美国当前水平。
虽然单价高、需求广、政策推动力度大、生产难度低，却并没有多少企业生产AED。 国内较的有迈瑞***、久心***、维伟思***等，竞争并不激烈。 相关领域的***劲头也稍显不足。天峰资本***总监汤浩对健识局表示，他们看过不少AED相关的项目，但终都没投。主要原因就是现状下国内AED的市场增长动力不足，AEDZOLL经销，商业化不好预测，难以估值。 这恐怕是中国行业的一大奇观。 要迈过布设成本、维护费用、广泛培训这三道门槛，必须要让各方参与者都获益，利用经济杠杆来解决社会公共服务的问题。 淄博红十字会采购AED，采取的是向企业“租赁”产品和服务的方式。租赁获得AED的使用权后，后续运维保障也交给生产企业，这就给了企业参与维护AED维护的动力，对出资方来说一次性投入的资金也不会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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