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原心理故事：我做故我在

我现在面对的一切：我吃的饭，睡的床，每天见到的亲人，门外的树木、道路，甚至远方那些我只听过、但从未去过的宏伟城市，它们都真的存在吗？会不会有一个恶魔为了欺骗我，在我头脑里制造了这一切幻象？呵呵，切莫以为我讲的是科幻大片《黑客帝国》，这是哲学家笛卡儿的文字。他进一步论述道：不管周围一切是真是假，至少我还能够思考，能怀疑，这个事实证明了 “我”的存在。于是，哲学史上便留下了“我思故我在”的名言。然而，对这句话深有同感的恐怕更多是知识分子。思考是他们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存在价值。对于普通人来说，行动、做事才是他们的生活方式。“我做故我在”，以行动的方式证明自己的存在，这是一个强大的，但却始终未被人重视的心理动力。要理解“我做故我在”这个规律，先要思考一个问题，一个人生存的标志是什么？从临床角度讲，脑死亡是生存和死亡的界线，故而许多植物人还活在医院里。然而，这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 “活着”，人还有社会意义上的“活着”。想知道两者的区别吗？
可以去看看西班牙电影《深海长眠》。故事取材于拉蒙·蒙德罗的真实经历：他于我思故我在。岁在跳水时受伤，高位截瘫，从此生活不能自理，三十多年里，他一直在争取安乐死的权利。对于他来说，自己仅仅在生理意义上还活着，在社会意义上已经死了，因为他不能做任何事！推而广之，如果一个生理上健康的人也陷于“不能做什么事”的处境，他也会有在社会意义上“死”去，至少是“濒死”的感觉。什么样的情况才叫“不能做事”呢？
一是不知道该做什么事，或者说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有意义的事。缺乏生活目标，没有职业，都等于陷入这种处境。
二是想做些有意义的事，但屡屡失败。比如一个学生成绩怎么也不能提升，或者一个员工在事业上遇到失败，甚至失业。和缺乏实际意义的事如“游戏”相比，做有意义的事需要更多技能，更多客观条件，同时也伴随着更多毅力和耐心。这时，当事人就会陷入“社会意义上死亡”的焦虑：什么事也插不上手，怎么也不会被人重视，在社会上逐渐被挤到边缘。于是，他会索性做一些无意义的事，在其中体验一下自己的存在。我们可以在一些极端例子里发现，不为任何利益回报，仅仅为了做成一件事，就能成为强大的心理动力。连环杀手是这方面的典型。连环杀手中固然也有人以劫财或劫色为目的，但许多连环杀手仅仅以杀人为乐。看到一个活人变成“物体”，被自己摆弄、控制，是其中的快乐之源。连环杀手的祖师叫“开膛手杰克”，１９世纪末游逛于伦敦街头，专门刺杀妓女。虽然在许多影视作品里他都被“捕获”过，但在历史上此人的身份从来未被查清。警方只知道他是医生或者屠夫，因为每次杀人后，他都很专业地将尸体开膛破肚，把内脏一样样取出。１９９９年，乌克兰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连环杀手阿纳托利·奥诺普利先科因谋杀５２人被判死刑，一年后乌克兰废除死刑时获得赦免。奥诺普利先科亲口对记者说，赦免我可不是好主意，我以杀人为乐，或许哪一天我就会杀掉克拉夫丘克（当时的乌克兰总统，亲手签署了废除死刑的法令）。 “购物狂”行为是一种心理发泄。自从香港电影《购物狂》上演后，人们已经能够理解这一点。但是，一个人何以能从“购物”中得到发泄呢？这里你要知道人们想发泄的是什么，通常是挫折，也就是行动的中断或失败。购物是一个行动，它很容易成功。比起摔砸东西之类的发泄，购物似乎又是件有意义的事。同时，购物狂多为女性，又不具有攻击和暴力习惯。于是，女主人公便用一件容易做的事，发泄在不容易做的事中体会的失败感。青少年儿童最容易受挫，因为学习成绩不佳而陷入社会意义上的“濒死”状态。为了排解这种焦虑，他们往往做出匪夷所思的行为。因为能力有限，无法靠攻击他人与社会来发泄，不少孩子都有过自伤自残的经历。男孩子用烟头烫自己，女孩子选择用刀子自伤，这些事件时有发生。如今，青少年可以支配的物质工具的水平大幅提升，有些青少年开始以暴力和违法的方式体验“做事”的快乐。前不久，北京“二环十三郎”事件震动全国。媒体的跟踪报导让公众知道，一批无所事事的青年聚集在北京二环路飙车，他们置自伤和伤害他人的可能于不顾，赢者仅仅获得一箱汽油，可以说毫无利益诉求，仅仅是为了在极速中体验一下自己的存在。
         实际上，飙车是每一个进入“汽车社会”的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存在的现象。华人社区也不例外。十几年前在香港电影里就能看到它的“壮观”情形。它在中国内地出现并不奇怪，不出现才奇怪。在美国，青少年们甚至发明过更疯狂的玩法：双方把车子面对面停在公路上，一侧车轮压住中线。一声令下，相对驶来，看谁先胆怯去转动方向盘！如果有一天，这种死亡游戏在中国公路上演，我也不会惊讶。对于那些在学习上　　和工作上很失败的青年人来说，让自己在社会意义上“活”一次，恐怕是比在生理意义上能“活着”更重要的事。